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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027 斯特凡·贝格尔 民族历史书写与欧洲现代的

记者:admin 时间:2019-09-05 07:27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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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们刻画出本民族的美德,并以这些美德来抵制其他民族所谓的道德堕落。浪漫式的民族历史并非只是中东欧的时髦之举,它在比利时也有着很好的记录。人们在针对其他民族[特征]的情况下来界定本民族,尤其是针对邻近的民族。同样,民族在建构过程中,也针对那些所谓的内部敌人。在不同的欧洲民族历史中,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经常出现。他们被视作侵蚀内部统一、妨碍民族精神一致性[的敌人]。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匈牙利的民族历史学家格于拉·蔡克夫——尤其把犹太人与欧洲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相反,君主与王朝却被称颂为融合与统一的象征。当然,君主并非是唯一的民族英雄。建国者,如俾斯麦或加里波第;民族的拯救者,如威廉·华菜士和丘吉尔;民族的改革家,如彼得大帝和冯·施泰因男爵;军事领舶,如毛奇、戴高乐;文化偶像,如莎土比亚、席勒;伟大的宗教领袖,如扬·胡斯和马丁路德,所有这些人都进入民族历史编纂的先贤祠中,拥有了“伟人”的头衔。

  这样一种民族叙述的性别化方式,既流行于俄国的民族历史中也出现在英国的民族历史中,既可以在挪威的民族叙述中找到,也可以在其希腊同行那里发现。不过,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区域”是否转换为“民族历史书写的区域”?西欧的民族主义特征是否在本质上迥异于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大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新研究都对这种假设提出了大量质疑。同样,在搭建民族故事情节的框架时,重要的问题是:民族国家是否可以按照已经在的民族国家来进行建构?或者它们是否只是一些未来的投射?

  在整个欧洲,民族历史总是高度性别化的事务。正因如此,例如描述民族敌人一般采取了女性化的形式,而唤醒民族意识时,则总是同男性力量与男子气概联系起来。不过,历史学家也时常把本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或强迫的时期称为本民族受到“强奸”的时期,以此把敌对民族视作男性强奸犯。民族圣徒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尽管大多数民族的积极代表和英雄都是男性,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如法国的玛丽安娜和圣女贞德、奥地利的玛利亚·泰雷西娅和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在捷克的民族历史中,古代捷克历史中的女性自由是同德意志女性受到所谓压迫的历史形成对比的一一这是种叙述的策略,以强调捷克民族拥有更多的民主倾向。

  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在维持帝国的前提下,把各种不同的民族特性融合起来。与此相反,罗曼诺夫家族却用更为强化的俄罗斯化,来应对上述边疆民族主义的兴盛。对此,历史学家们施以援手,去证明帝国领土归属于俄罗斯人的原因。在奥斯曼帝国,希腊人通过斗争,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对于整个东南欧、东欧和中东欧而言,此举被证明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些民族斗争发展起来,并建立了本民族的叙述逻辑,以寻求突出民族原初性与可靠性的要求。哈布斯堡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历史学家们都痛苦不堪地抱怨,帝国就像欧洲的“民族监狱”。在这些地方,民族历史的重点在于帝国权力所造成的压迫和痛苦。

  中欧和东欧的帝国比西欧的民族国家更为明显地追求维持多元性的民族历史。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在1806年分崩离析。尽管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德意志土地上仍然在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奋斗,但历史学家们已经为建构民族性的故事情节做出了许多努力。随着1871年德意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历史编纂学中的普鲁士学派很快崛起,占据着统治地位。该学派假设,普鲁土的使命正是统一德意志。1861年3月,哈布斯堡帝国阻止意大利成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努力付之东流。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准备赋予匈牙利人在帝国境内的一种半自治地位,又唤醒了其他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发现这样一种事实,即他们受到了歧视。在面对帝国时,很少有民族历史学家像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那样,如此显著地标注出民族诉求。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帝国不得不苦于应付疆界内部民族主义的各种激情。当然,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波兰人很快提出了足以挑战1795年分割波兰之举的民族叙述,并朝着复活独立波兰的方向前进。此外,在19世纪,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也出现了自主性的民族叙述。

  正是这种权威性,让历史学家如同19世纪欧洲建国者那样引人关注。他们当然不是唯一如此作为者。其他同样宣称“科学性”的相关学科,与历史学相互关联,提出各种支持民族动机的言论。地理学、考古学、制图学、钱币学和谱系学轻而易举地占据人们的头脑,并很快成为形塑民族宏大叙述学科列表上的详尽对象。可以说,那种全欧洲最为成功的民族历史把各种科学性学科的发现联结起来,并给出一份对民族特征的详尽描述。例如地理学,瑞士、英国和俄国的民族叙述都受到下列界定的深刻影响:即瑞士民族是被阿尔卑斯山所塑造的,英格兰民族是被海洋所决定的,俄罗斯民族是被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域一东抵太平洋,西至欧洲的中东部北接北极圈,南临亚洲次大陆—所锻造。

  不过,在18世纪后半叶,当新的“科学”范式刚出现时,正好也是启蒙史学达到巅峰之时。启蒙史学强调普遍类型,例如进步和自由。这便意味着,它的实践者们通常对民族特性毫无兴趣。相反,他们试图在历史中建立普遍性的人类法则和人类特征。这种观念引导不少历史学家用跨民族的历史形式来撰写历史。即便他们写到一个特殊民族的历史时,他们也通常努力去强调这种特殊民族历史中的普遍法则。不过,在根据启蒙普世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的历史书写和根据此后浪漫民族主义决定下的历史书写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截了当的一分为二。事实上,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休谟都显示出他们对民族特征及民族之间差异的兴趣。哥廷根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便是对民族特性与普遍法则都感兴趣的好例证。施勒策尔的全部生命和作品都集中表现在:尽管他也曾撰写过民族历史,但狭隘的民族视角对他而言几乎毫不重要。他首先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完成学业,然后成为圣彼得堡的俄国史教授。1768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的教席。在这里,他不仅产生了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和俄国史的[研究]兴趣,而且还出现了对于广阔世界中的各民族的普遍兴趣。他的普遍历史观逐步发展,并对历史哲学中的普遍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不过,从整体而言,战争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那种紧密关联,使得妇女般被排除在民族故事情节之外,而男性公民一战士及其英雄主义[行为]总是占据着中心舞台。女性偶尔也会以战士的身份出现。正因如此,当波兰女性在1831年武装起来,抵抗沙皇俄国时,她们在民族历史中也确保了一种突出的地位。神话般的波阿狄西亚可以被描述为抵御罗马入侵者以为英格兰特性而战斗。阿勒祖巴洛特的女面包烘焙师为1385年阿勒祖巴洛特战役中葡萄牙人战胜[西班牙]卡斯提尔军队做出了著名的贡献——这是在绝大多数葡萄牙民族历史中一再提到的小事件。不过,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女性战士并不符合19世纪历史叙述的性别秩序,因而通常是在这些叙述之外被记载下来的,例如德意志的“童贞之剑”( sword virgins),她们便是在19世纪前十年的自由之战中,在其男性战友一旁共同战斗的。相反,女性一般被呈现为反英雄的形象。正因如此,波兰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莱勒维尔便把波兰国王的外籍妻子们都描述为所有邪恶外国习俗的来源,而且这些外国习俗正在侵蚀波兰的民族文化。

  在民族历史极难建构,并受到更多挑战的地方,民族历史通常会在夯实民族认同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相反,假如民族故事情节的基本要素达成统一立场,那么民族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会较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及其民族的成功建构,是基于宪法改革、个人自由与温和帝国主义的支柱之上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成功例证。然而,即便在英国,共识性的民族历史之建构或许也未能消除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所有裂痕,如爱尔兰便开始挑战这种民族故事情节,首先建构起他们在抵抗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民族历史。在19世纪的多元民族国家中,那些比英国还要虚弱的国家,更容易碰到民族叙述遭遇挑战的情况,如西班牙便受到加泰罗尼亚( Catalonia)和巴斯克( Basque)地区的挑战。

  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历史学家们或许可以把他们的历史建立在未曾中断的国家地位的传统之上。1815年后西欧的疆界几乎不再发生变动。因此,西欧民族历史比东欧民族历史更少关注疆界重叠的问题。当然,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对西班牙的小飞地奥利文萨还存在着冲突,中欧的疆界冲突也没有消失,特别是德国——亦即在石勒苏伊格( Schleswig)问题上同丹麦有冲突,在阿尔萨斯(Alsace)问题上与法国存在斗争。不过,这些情况却无法与中欧和东欧的局势同日而语。在那里,疆界冲突和民族历史中的重叠,时常成为民族叙述建构中的核心因素。那里的一座城市可能不仅拥有一些不同的名字,而且还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叙述,例如奥地利的莱贝格( Lemberg)就是波兰的利沃夫(Lwow)和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更不用说这座城市的犹太名和亚美尼亚名了!在中欧和东欧,多民族的帝国控制着19世纪的版图。不占统治地位的族群提出了多元视角,努力去建构本民族的故事情节。他们经常向西欧社会模仿成功的民族建构。在中东欧和东欧,西方主义的特征试图接受和适应连串西方观念,并践履民族建构「的实践」。与此同时,元一纪年( Protochronism)即认为东方已经在关键领域中超越西方的发展这样一种想法——也可能得到运用。其中最为出名的例证或许表现在罗马尼亚的民族叙述中。它捍卫这种想法,以抵制[其他国家]对自己落后和失败的指控。

  本文节选自[德] 斯特凡·贝格尔主编《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孟钟捷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第二章第二节,第50—61页。

  但是,从整体上看,民族历史学家作为民族国家的辩护者和倡导者,并没有占据这一职业的主导地位。对这种日益兴盛的、着迷于民族历史书写的[倾向]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包括阿克顿爵士。他是1895年后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座教授。他赞赏用帝国来抵制民族,尤其把哈布斯堡帝国赞誉为中东欧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19世纪卢塞恩( Lucerne)的历史学家奥图希·考普( Eutych Kopp)曾认为,瑞士民族历史中的关键要素都是纯粹的虚构。为此,他立即被谴责为一名投靠奥地利的卖国贼。然而这样一些批判性的声音无法阻止民族历史书写在19世纪的高歌挺进。在大约一个世纪里,即从1850年到1950年,这是欧洲历史书写的主导形式。

  原标题:No. 1027 斯特凡·贝格尔 民族历史书写与欧洲现代性的来临

  同样,许多西班牙民族叙述都把一位妇女“要塞女”佛罗琳达斥责为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故事中的主要罪人。大多数民族历史都集中描述本民族为一个大家庭,其中男性和女性的美德被综合起来,产生了极好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总是彼此相互显现。把沙皇塑造为所有俄国人的父亲形象,总是同“俄罗斯母亲”的祈祷同步发展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随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一起出现,成为德意志民族美德的主要象征。女性在民族历史中的形象,或者作为王后、圣女、如神话般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或者作为那些把自己献身给民族的人,或者作为母亲模板和当代女性的角色参照。女性反映了民族中融入性的、沟通性的、友好性的、防御性的与平凡性的一面。在民族的另一面,则是在危机时刻保卫民族的[男性]战士和政治家。特别是当历史学家试图把民族神圣化时,女性总是扮演着一种为民族动机而献身的重要角色。

  德意志领土上的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通常被视作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产生有关历史新认知的学校。文献学与史料考证成为历史学家最为重要的工具,以便截然区分“神话”与“事实”。在历史研讨班上,教授和大学生共同挖掘历史遗留物,并通过研究,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扩展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在19世纪列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把这种对于历史书写的新理解进行了总结,使之成为[历史学的]象征。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们都涌向德国,以便成为一位德国大师的学徒,从他那里获得这种历史技艺的工具。历史书写的制度化与职业化,在围绕兰克形象的欧洲崇拜中,找到了如此强烈的表现方式。它导致了人们在业余和职业、文学和史学,或者更为重要的“神话”和“历史”之间做出了断然的区分。这种“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完成重要的类型建构,并把历史学家塑造为过去历史中书写“真实发生”之事的权威性发言人。

  赫尔德向中欧、中东欧和东欧的所有那些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发出了号召。在整个9世纪,他们都醉心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他启迪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复兴活动。这些活动是由语言学家、诗人、民谣和神话的收集者,以及历史学家(或者还有其他人)所发起的。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建立起一整套证据库,来维护民族的特性。他们引用了语言学家的著作,强调语言扮演着普遍历史起源的指示灯角色,并时常将之回溯到中世纪。他们指出了不同的文学传统,以抬高各自民族的成就。他们时常强调民族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不止一个民族在回忆起各自对宗教所做出的特殊奉献时,被宣布为“神圣的”[民族]。上帝时常被卷入其中,成为锻造民族特征或散播原初民族种子的始作俑者。整个欧洲的民族故事成为“黄金年代”、“失去家园”和“民族复兴”的系列剧。民族史诗,如芬兰的《卡勒瓦拉》,被重新发掘以建构神话般的“黄金年代”,并证明这个民族及其雄心壮志的永恒性。假如缺少坚实的证据,历史学家也不反对去发明史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整个史诗都是为了强化本民族的可信性。发明苏格兰诗人莪相,瓦克拉夫·汉卡伪造王后宫与绿堡的手稿——这些都是此类“发明传统”的重要例证。

  1789年法国大革命连同它的《人权宣言》,象征着在被启蒙运动所欢迎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社会的努力达到顶峰,但它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研究的转折点。当法国人把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战争和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中输出时,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民族历史却成为它们保卫本国特性的一种重要工具,以抵制法国的普世激情和帝国扩张主义。民族历史现在成为种针对启蒙普世主义的回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的民族历史观如野火般散布到整个欧洲,并让赫尔德成为民族历史书写中另一位重要的欧洲形象。赫尔德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情况是: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在赫尔德看来,诗歌和语言(而不是历史)才是民族精神与本质的最佳表达方式。他仍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影响,并不抱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宣扬一种真正的民族多元主义,即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观。赫尔德是一位反对殖民主义、抗议欧洲帝国内民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之举的杰出学者。他的民族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统一体。但是,他对于民族文化源头的关注,却为后来的所有民族主义者打开了大门。后者更醉心于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们各自的独特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古老,因此更有价值。其他民族则被划分为“附属性的”或“二手性”的。

  18世纪后半叶标志着一种把历史学视作科学的新理解拉开帷幕。这种新理解已经被海寇·菲尔德纳(Heiko Feldner)形容为“科学性”。随着历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被制度化和职业化后,这种对于历史的新的、科学性的自我理解也散布开来。在大学里,历史学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学科。人们开展历史研究,成立历史学会,研究院出现一一历史学通常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一些机构是在皇家资助下成立的,例如许多国家中的皇家学院。一些机构则由贵族建立,例如匈牙利的大公基金会。其他机构,例如欧洲城市中心里出现的许多学者社团,则拥有着中产阶级的资助者。此外,如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ystwyth)甚至还接受了重要的工人阶级资助金一一不过,在这一特殊例子中,南威尔士矿主们的铜板在提高该校所收到的主要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欧洲,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中心已经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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